苏州周万春简介
                   ——谈苏州周万春乐器行的发展
 

 
        风光宜人的太湖山色，柔美细腻的江南水乡，千百年来沉淀下苏州人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蜚声海内的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也诞生出门类齐全的工艺美术。唐朝之后的封建时期，苏州乐器匠人一直为宫廷乐队制作民族乐器，成为苏州悠久历史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颗灿烂的明珠。清朝时期，苏州便成了江浙一带乐器的主要产地和销售中心，以致吸引了许多外地乐器制作工匠也纷纷涌至苏州学艺，苏州乐器的生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苏州地区的民族乐器制作行业盛极一时，与北京、上海两地一起成为全国乐器行业的“一时瑜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民族乐器行业经历了改革改制活动，虽然行业整体实力有所削弱，但是民营作坊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苏州“周万春乐器号”（“周万春乐器行”前身）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新时代里焕发出崭新活力。

 

一、历史沿革

 

     “周万春乐器号”  创始于1925年，当时店坊合一，开设在苏州古城中心——观前街。1930年店面迁至景德路56号，作坊设在杀猪弄20号。1933年该店由著名乐器制作师周荣庭先生掌管。周荣庭先生对音乐艺术一腔热血，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拉弦、弹拨乐器的制作技艺上。在制作乐器的过程中，周荣庭先生广交知音，结识到蒋风之、陆修堂、蒋学臣、程午加、查阜西、项祖英等著名演奏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周荣庭先生逐渐体会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作为一种审美活动，音乐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他虚心虔诚地向演奏家们请教，周万春乐器的音乐品质水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许多。不久，周万春乐器因其做工精细、选材考究而名扬苏城。上世纪三十年代，周荣庭先生拜江南丝竹名手周少梅(刘天华先生早年之师)为师，向其学习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周荣庭先生勤学苦练，难能可贵的是掌握了“点笙”技术，即为笙定音，而在当时的乐器行业中能点笙者寥寥无几。上世纪四十年代，周荣庭先生参加了苏州市第四届吴平国乐团，并为该团无偿提供品质精良的演奏乐器，亲自参加该团的社会演出活动。当时他还为乐团试制了低音大胡(羊皮)，填补了民族乐器低音声部的空白。     “周万春乐器号”生产的主要品种有迴纹头、伞柄形老红木二胡，老红木二节三弦，笙，板鼓，笛箫，京胡，洋琴（扬琴）等。其中，尤以红木二胡、红木二节三弦、板鼓等著称。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周万春中乐器号”出品的一把迴纹头红木二胡卖价就高达10多块银元，在当时的二胡市场中算是高价。1921年，在“苏州总商会陈列所第一次奖励名册”中，“周万春中乐器号”出品的洋琴（扬琴）获得优等奖。1937年，“周万春中乐器号”出品的老红木二节三弦、龙头二胡、红木月琴等多种乐器被江苏省吴县商会征集参加了“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摘自苏州市档案馆资料）。抗战胜利后，“周万春中乐器号”则成了苏州市乐器行业中的佼佼者，在苏，浙，沪一带颇具名声。著名评弹艺术家徐云志先生极为欣赏其出品的二节三弦，并推荐给评弹界使用，他还特地编写了弹词开篇在每场演出前宣传演唱，在江南一带名噪一时。1956年，国家对乐器制作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周万春乐器号”被并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周荣庭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乐器的制作工艺。周荣庭先生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民族乐器的质量提升和技术改革上。经程年加教授的精心指导，周荣庭先生先后对琵琶的排品和内在音质进行改良，把琵琶定音从十二品逐步发展到十八品、二十四品。同时在著名乐器理论专家张子锐老师的引导下，周荣庭先生研制恢复了昆剧提胡、双清、七弦琴等濒临失传的传统乐器。1959年，按统一标准规格制作的二胡，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由于鞔皮处原筒口很薄，受不住蟒皮的拉力，造成了变形，二胡音量虽大但音色很空。周荣庭改原筒口端面的0．1公分为0．4公分，解决了变形，改善了二胡的音色。同时，周荣庭先生还提议要模仿旧皮二胡的音色，将蟒皮搓、揉，并采用二次鞔皮定型的方法，使音色得到进一步提高。后来，消费者提出演奏中上下换把时琴身太轻，不易控制。为了增加重量，周荣庭先生又加上了托板，采用红木制作的托板，与琴筒紧密结合。这些技术上的改革定型了现代二胡的标准，为现代二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周荣庭先生在钻研技艺，恢复传统乐器的同时，也培育出不少民族乐器制作的高手，可谓是“桃李满天下”。鼎鼎大名的王瑞泉、沈德庆等一代名师，皆是自周荣庭先生的门生。王瑞泉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有“中国二胡王”的美称，其对二胡制作工艺的一丝不苟正继承了先师周荣庭的传统。      1997年，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支持和同行们的帮助下，周荣庭长孙周健恢复创建了“周万春乐器号”，并将其更名为“周万春乐器行”，“新掌柜”周健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祖业的重建工作中，力争将祖父遗业做大做强。周健，2014年评定为苏州非物质文化二胡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2016年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2014年荣获“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3年荣获“苏州市民间工艺家”称号。他师从苏州工艺大师沈德庆先生，刻苦钻研二胡等民族乐器的制作，研习祖辈的制作理念。 

 

二、创新探索

 

       乐器制作的发展与音乐文化体系的发展是必不可分的，伴随着民乐演奏技巧系统性和现代曲目的丰富性而革新。现代曲目的技巧性要求二胡具有更高的反应、穿透和操控性、“触弦即发”的灵敏度。周健在吸取上海、北京二胡制作上的特点，改进了琴筒厚度，琴筒内凹等关键震动部位，先后研制了前六角后圆，在不失江南琴韵的同时，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圆筒二胡音大浑厚的特点。同时，他还改革了扁八后圆琴，结合原有扁八角音质明亮、椭圆琴音质浑厚、八角琴音质单薄的特点，将江南胡韵甜美、厚润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改变了扁八、扁圆琴传统的鞔皮法，将六角琴的琴皮处理运用到了这些特殊形制的二胡上，这些制作理念的实践都充分展现了“周万春”家传制琴技艺的南韵特点，展现出姑苏2500年文化中的内涵与平衡特点。       二胡是中原文明和江南本土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吴文化有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特点，江南有着丰富的工艺门类，从现代的美学实践看，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百年以上的手工作坊至今仍是生生不息，证明了审美活动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市场经济的浪潮改变了人们对于审美活动的标准，但是，因为需求不同，产品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是在商品化的环境里，越是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审美活动，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至臻至美的艺术品正成为不可多得的慰籍人类心灵的良药。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加入现代审美元素，其中包括二胡演奏技艺不断系统化所表现在演奏现代二胡曲目的技巧化，同时作为工艺美术门类中民乐体系的工艺性，同样成为现代二胡内在气质的构建要素，为此周健确立了“音、形、神”相结合的制作理念。       二胡是手工艺门类的典型。二胡首先是一件艺术品，尤其对于采用高档材料制作的二胡，工艺品就必须要有“形”，除了制作工艺本身，其外在的装饰工艺也提高了二胡作为艺术品的附加值。在“音与形”的制作理念下，周健将银丝镶嵌工艺引用到老红木和紫檀二胡作品上，创作了众多以传统图案为题材的“众缘和谐”、“意雅韵媚”、“四大美女”、“四君子”等精美作品，深褐色的琴身和银白色的线条相互衬托，给人一种感官的绝佳享受。为了加强“周万春乐器行”的宣传力度，推进苏州传统民乐行业的恢复发展，在综合工艺美术展评中吸取“他山之石”精华，周健先生自2011年起，积极争取展览展示机会，逐步实践苏州二胡“走出去”战略。2011年，周健制作的“老紫檀银丝四大美女二胡”获得了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大赛“艺博杯”银奖；2012年，“周万春乐器行”出品的“老红木弯龙二胡”，获得了中国（苏州）工艺美术·丝绸艺术大展暨首届“苏艺杯”银奖；2012年冬，周健将苏州木雕技艺、银丝镶嵌技艺灵活运用到了二胡制作技艺中，创作了“银丝回纹老红木二胡”，并获得了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大赛“艺博杯”金奖。这是近几年来，民族乐器在省内工艺美术评比活动中斩获的最高奖项。结合其他优秀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周万春”二胡在新时代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气息，受到了业界专家的首肯和认定。

 

三、任重道远

 

       民族乐器的制作和销售与一般商品不同，例如箫，每支都有一定的调子，不以音量大小为标准，而以音色清脆、音韵婉转悠扬为目的。如果把二胡、笛、笙的制作像其它商品一样大量机械复制，则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创造性，而且势必导致艺术与创造的平庸、文化与传统的丧失。“周万春乐器行”始终认为，乐器是有灵性的东西，如果失去了个体的创造而简单复制，是对乐器使用者的最大亵渎。尽管很多商品的标准化生产可以推动经济效益的产生，但民族乐器制作的目的是为生活中精英艺术的审美活动创造条件。周健认为，这是一种不需要高成本投入而又成效显著的方法，而且，它永远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落后。特别在人们崇尚大制作、大规模、大资本进行密集性商业广告轰炸的今天，人们对口碑这一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也相对高于其他传播途径。周万春乐器行在苏州乐器行业中最早成立网站，利用网络的优势将“周万春”品牌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树立“周万春乐器”的品牌形象。“周万春乐器行”懂得，除了保持乐器本身的内在质量外，更重要的是得到顾客的认可和肯定。       尤其是在苏州民族乐器逐渐势弱的今天，面对全国行业内日益严峻的竞争，民族乐器品牌和品质的完善工作任重道远，虽然走在追求辉煌的荆棘路上，“周万春乐器行”新主人周健坚信，光明的前途需要经历漫长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