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第九届报纸副刊好作品文学类二等奖——胡琴

    我有一把胡琴，是父亲读高中时在旧货摊上花几十个铜板买的。买来时，胡琴脏兮兮的，蛇皮都发了黑，琴筒还微微有些开裂。使父亲惊喜的是琴杆的顶端赫然烙有“苏省周万春”这几个字。父亲知道，周万春是苏州制琴的名手，细看琴身，果真是用真材实料的老红木工制作的。    

    其实，父亲并不擅长拉琴。那时，苏州老家深巷的一扇黑墙门内住着一个老道士，胡琴拉得很好。夏夜乘凉，老道爱在自家门口的大银杏树下悠悠地拉一曲，常使行人驻足聆听。父亲受了感染，要跟老道学琴，便买了把竹筒胡琴跟着老道学了起来，几个月下来，竟能结结巴巴拉完《梅花三弄》。当父亲用周万春制的这把胡琴拉《梅花三弄》时，着实使他吃了一惊，琴筒的小花窗里竟传出了如此柔和动听的声音，父亲甚至怀疑，这声音不是自己拉出来的。老道也用它拉了一曲，说真是把好胡琴。后来，老道死了，父亲颇感悲伤，无心拉琴。此后沧桑变故，父亲几经磨难，胡琴却保存下来。    五十年代中，我在老家苏州读高中，班上好几个同学喜好吹拉弹唱。一位姓朱的音乐老师起劲地带着大家组织乐队。一支竹笛，两只口琴，加上两把胡琴，能把《歌唱祖国》演奏得有声有色，很有气势。我被感动了，想到挂在墙上的父亲的那把胡琴，很想加入加他们的行列。便把胡琴带到学校，拜胡琴拉得最好的一位姓梁的同学为师。梁真是拉胡琴的好手，一曲《二泉映月》能拉得催人泪下。据说，他父亲是剧团的琴师，有祖传的音乐细胞。他见我有一把挺好的胡琴却不会拉，颇感惋惜，于是很乐意收我为徒。从此，我除了书本，便是胡琴相伴，乐此不疲，简直是着了魔。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半载下来，我也成了乐队的正式成员。记得第一次参加演出，合奏了《金蛇狂舞》，用的就是父亲这把胡琴，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六十年代初，我带着这把胡琴从苏州来南京读大学。临行前，母亲还特地用灯芯绒为胡琴缝制了琴套。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带上胡琴来到工人文化宫，在“南艺”音乐系的一位考官面前，拉了一曲刘天化的《良宵》便顺利地参加了当年颇有影响的南京大学生业余艺术团。艺术团无须自备乐器，但排练时我总爱带上自己的胡琴，因为我感到同样的乐曲用这把胡琴拉，仿佛更流畅、舒心，发自肺腑......便有趣的是艺术团的一位琴友，一心想考专业歌舞团，借了我的胡琴去应方试，如果如愿以偿。    离开厌字，离开艺术团。这把胡琴始终陪伴着我。用它，我在乡村学校的茅屋里让孩子们学唱《我是公社小社员》；用它，我在古镇破落的旧戏台上，为“红艺兵”演出《红灯记》伴奏；用它，在我具城宽敞明亮的舞台上演奏自编的歌剧......    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去江苏省美术馆参观一个民族乐器展览。鉴于当于的政治气候，这样的展览并不公开。在二楼展厅的玻璃柜内，一把和我的胡琴相仿的琴映入我的眼帘。细看琴端相仿的琴映入我的眼帘。细看琴端烙印，果然也是“苏省周万春”。参观的人并不多，一位穿一身整洁中山装，须眉皆白的老者站在一旁，他似乎在注意我颇为惊讶的神情，我断定他是柜内乐器的主人。“老同志，这胡琴......”我指着柜内的那把琴。“早罗，它的年纪比你大......”他感叹道，一口地道的吴语。“你就是周万春？”我兴奋不已。他点头默认。于是，我把父亲胡琴的故事告诉他，他便显得激动，连连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他告诉我，解放后他供职于苏州民族乐器厂，早几年退休了，但常要回厂给徒弟们指导制琴技术。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夏天，我去苏州民族我乐器厂寻访周万春老师傅，车间内一位正在琴筒上蒙蛇皮的青年工人告诉我，周师傅早几年作古了……    去年除夕之夜，在孩子们的鼓动下，我来了兴致，取下胡琴，奏了一曲《良宵》，依然是那么柔美、传情......在琴声中，我仿佛又见到了父亲、老道，见到了当年的许多琴友，更见到了须眉皆白的周万春老师傅……

作者：祝总   编辑：蔡宁